篆书之“篆”，《说文》释为“引书”。殷商甲骨文有“引”字，像开弓之形。引，《说文》解释：“开弓也。从弓、丨。”“丨”（gǔn）是上下贯通之意。因此启功认为，“引”是划线、划道。
篆书笔画单纯，有弧度，有俯仰，有向背，婉转流动，形态圆匀。写篆书，从起笔到收笔，笔锋常在笔画中间，后人名为“中锋”笔法。用这种笔法写字，笔力内含，笔画圆浑饱满，有立体感。篆书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平衡对称。多数汉字的结构并不对称，则要设法平衡。不论是笔画多的字还是笔画少的字，不论是哪种结构的字，都要写得匀称合度，大小相当。
古文字时代，秦朝小篆是最晚出现的一种书体，象形性最低，字形最简化，是篆类书体的终结形态。秦朝以后，历代通行的篆书是小篆。
秦朝小篆与秦国大篆、西周篆文一脉相承。我们看到，西周金文中“王”、“山”、“又”等字中有描摹的“肥笔”，还有一些摹形的笔画、象形的样态，在秦国大篆里已经看不到了。西周金文中的“点”，秦国大篆已经线条化了。小篆是省改秦国大篆而来，偏旁部件的位置和写法大体固定，结构更加匀称，形体偏于纵势。小篆“笔划的轨迹没有硬方折的，其笔划线条也极匀净”，“图画性减少，而便化的、图案的线条的符号性增强”，“已变成了匀净的线条组织”。
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前221年）实行“书同文字”，丞相李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以这三篇字书的小篆为标准字样（正体字），推行全国。秦亡之后，西汉人习写小篆仍以秦朝字书为范本，直到汉朝人编出新的字书以后，这三篇小篆字书才失传。
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三次巡游东土（前219年、前218年、前215年），在六处树立纪功刻石，用小篆书刻铭文。这些刻石，后人皆以立石所在地命名，有《泰山刻石》、《峄山刻石》、《芝罘刻石》、《琅邪刻石》、《碣石刻石》、《会稽刻石》。历代相传的秦篆刻石拓本，以《泰山刻石》和《峄山刻石》为盛。《泰山刻石》据说出自李斯之手，传世的拓本以明人安国所藏宋拓本为最早，今有文字学家考订，认为安国本也是摹刻本。《峄山刻石》屡为唐人提及，原石毁于唐朝，翻刻本是北宋时依据徐铉摹本上石。
秦朝的权量之类的器物上，都刻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令，后人称为“诏辞”。采用小篆体，笔画多方折，字形大小不一。元朝人曾误认为这种草率的小篆是古隶。
秦朝的小篆字体，还见于调遣军队所用的虎符，朝廷铸造的货币文字，权量上铸刻的诏辞。诏版上的小篆，有铸有刻。刀刻者，圆转的笔画断为方折，甚至把横画刻成斜笔；字形忽大忽小，或长或扁；字距有疏有密，纵有行而横不成列。诏版文字出自普通官吏之手，虽是小篆体，却不像秦始皇纪功刻石那样一本正经，所以才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生动变化。这种不甚正规的样态，在当时并无书法价值，却受到当今书法家的喜爱。
秦朝的文字遗迹，刻石上的小篆字径约五六厘米，是当时的大字，诏版上的文字要小一些。秦简字迹最小，多是古隶，字径约1厘米。
汉承秦制，以吏治事，文字书写亦沿袭秦朝。西汉选拔吏员，课试的项目之一是书写“八体”，即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所说的“秦书八体”，指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虫书、摹印、署书、殳书、隶书。西汉时，刻石铭金多用篆书。《群臣上寿刻石》（前158年）是标记性的大字刻石，笔画有转有折，略显随意。《东安汉里刻石》（前26年）字形偏方，笔画如线刻，纤细圆曲，横向笔画都作两端低、中间高的俯式状。铜器上的篆书铭文，《南越文帝九年句鑃》（前129年）是整饬工稳的小篆体。新莽《铜嘉量铭》，字形纵长，笔画挺劲方折，纵向笔画垂长，结构上密下疏，造成一种强烈对比的形式感。
有两件写在丝织品上的西汉篆书墨迹，特别珍贵。《张掖都尉棨信》是通行关禁的幡信，写在红色丝织品上，行款类似汉印。棨信当是挑在竿上的标识物，字大形长，每字长约8厘米，却用小笔书写，端庄规整，是当时标准的小篆体。《武威张伯升柩铭》写在淡黄色麻布上，字径大约15厘米，字形偏方。起笔收笔，不露笔锋，笔画圆厚。“陵”、“里”、“张”、“升”、“出”、“过”、“所”等字，多了增饰的曲笔，结构不合篆法，也许显示了汉篆的常态。
东汉时期的篆书碑铭，各有不同。《少室神道阙铭》（123年）与《开母庙石阙铭》（123年）凝重浑厚。《袁安碑》（92年）和《袁敞碑》（117年）宽博端庄。“碑额”篆书几无同者，虽然字数少，能见到丰富多样的汉篆样式。东汉碑刻篆书，还有篆隶杂糅的变态，以《祀三公山碑》碑文、《张迁碑》碑额为典型。
汉朝小篆还见于货币文字、瓦当文、砖文。瓦当上的篆书最有趣，圆形的瓦当被处理成四等分或六等分的扇形字格，作者发挥了小篆“随体诘屈”的优势，字形不再是长方形，线条盘曲如图案，演化为一种装饰性的美术字样。
三国时期的碑刻文字，亦有篆书。北方的曹魏政权正始年间（240—248）刻立的石经碑，用古文、小篆、隶书三种书体书刻儒家经典著作，名为《三字石经》。其中的小篆书，笔画细劲，结体整饬，字形修长，与秦篆略有不同。南方的吴国政权，在天玺元年（276年）书刻了《天发神谶碑》和《禅国山碑》，皆用篆体，但书法样式颇有不同。
《禅国山碑》刻在一块硕大的自然石上，原石尚存江苏宜兴张渚镇董山。此碑依循秦汉相传的篆法，笔画圆厚，多曲笔，因石面漫漶损其笔力神气。此碑结构方广，字内空间并不均衡，有长短向背的错落姿态，不如魏国《上尊号奏》、《受禅表》篆额那样严整对称。
《天发神谶碑》的篆书形态，特点有三：方厚、尖锐、劲折。视觉上，方厚具有体积感和厚重感，向下的尖锐有刺入的动势，劲折使人联想到“如折古刀，如断古钗”，有一种雄强的力量。或许吴人以为，既然是“天发神谶文”，须用怪异的体态相配，以显示神秘性。这种方折尖锐的篆书样式，用毛笔恐怕不能一笔写出，必须经过一番加工修饰。《天发神谶碑》北宋时已移在江宁府南天禧寺，裂为三段；清朝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毁于火。
每字都写出三种书体。其中的“古文”，并非商周时代的古文字，而是被秦朝废除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土文字，所以与商周、秦国文字大不一样。小篆笔画细劲，结体整饬，字形修长，唐朝的悬针篆源于此。隶书与《熹平石经》一致。
这两块吴国篆书碑，字画一圆一方，面貌相异，书家历来分而论之。若仔细观察，两碑的笔势有相似之处：对称的长垂之笔，都作束腰状的曲势，都有锐尾。而且，《天发神谶碑》上段第15行的“章咸李楷贺”5字，方直化的加工并不明显，样态近似《国山碑》。以此推测，两碑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。
西晋的书风如同曹魏，统一全国太平了20年，“八王之乱”接着是“永嘉之乱”，中原板荡，司马睿南下江左建立东晋，南北分裂。此后两百多年，南北书风有所不同。
南方的东晋，碑刻墓志不见篆书。到了南朝，隶书墓志也难见到了。南方也有书家能写篆书、擅长篆书，而且创制了一些篆书杂体，所谓“杂体篆二十四种”。篆书杂体，装饰多端，名目虽多，却是仿古的笔墨游戏。北朝的书风比南方保守，沿袭了汉朝以来用篆书题写碑额的传统，笔画有方有圆。北魏迁都洛阳以前，碑额上的篆书以方笔一类居多。当时葬俗盛行埋设墓志，有志有盖，墓志盖上的铭题往往采用篆书，习称“篆盖”。北朝碑额与墓志盖上的篆书，多是美术化的篆书，类似古代鸟虫书。
唐朝书风极盛，篆书出现了复兴的气象。一些以楷书著称于世的大书家，如欧阳询、颜真卿、徐浩、柳公权，都能写一笔中规入矩的篆书。殷仲容、史惟则、梁升卿皆唐朝隶书名家，兼工篆书。唐代宗亦曾用篆书题写碑额。唐朝刻碑，碑文偶尔也用篆书，而碑额往往用篆书题写，欧阳询篆书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额，柳公权篆书《圭峰定慧禅师碑》碑额，现在还能看到。
唐朝著名篆书家当数李阳冰和瞿令问。李阳冰篆书《滑台新驿记》、《怡亭铭序》，笔画带圆见方，很劲健。他题写了很多篆书碑额，有趣的是，《李含光碑》的楷书碑文中，竟夹杂篆书“李阳冰篆额”五字，这是唐碑中少见的例子。湖南祁阳浯溪摩崖所见篆书《峿台铭》以瘦劲见称，具有挺拔的力度，人称“悬针篆”。唐人《说文木部抄本残卷》的篆书样式，接近《峿台铭》篆书样式。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《篆书千字文残卷》，是唐代俗笔篆书，结字松散，书法水平不高，恐是书手的临写之作。
宋朝士人喜好收藏古代金石拓本，摹勒古文字，为后人留下许多金石学、文字学的著作。研究金石文字的学者如徐铉、徐锴兄弟，以及郭忠恕、黄伯思、薛尚功，他们懂得古文字，熟悉篆书，也是擅长篆书的书家。一些文人书家也能作篆书：黄庭坚曾经用篆书为人题字；崇古的米芾自称“篆便爱《咀楚》、《石鼓文》”。宋朝书家只是偶尔作篆书，大多限于门榜题额之类，存世的篆迹较少。
宋朝国子学设有书科，要求书学生“习篆、隶、草三体”，“篆以古文、大小二篆为法”，画科学生也要“书篆字”。而且，书画两科学生都以《说文》为课本，学习古文字。南宋初年，高宗赵构曾经说：“绍兴以来，杂书、游丝书唯钱塘吴说，篆法唯信州徐兢。”这位擅长篆书的徐兢，就是从书学生培养出来的书家。
元明两朝，篆书依旧用于碑额、墓志盖，以显示庄重古雅。赵孟所题《三门记》、《仇锷碑》碑额篆书，有墨迹底本保留下来，结字稳重雅致，笔画匀净，可谓“婉而通”，但少古朴之气。书画家题写卷册引首，也用篆书。赵孟、文徵明都写过《篆书千字文》（文徵明所写一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，用笔露锋，结字不能整饬。
宋朝以来，书家往往长于楷、行、草三体，疏于篆书。即使一些书家留意篆书，却以失真走样的字书、传刻的帖本习篆，故不明作篆的古法，用笔往往挑踢顿挫，所以笔画不能沉实，结构不能弥满，徒具篆形体而已。
乾隆嘉庆年间，考据学兴起，商周铜器、秦砖汉瓦、汉唐摩崖碑刻发现日多，人们得见许多古代篆书遗迹，眼界大开。学者得先机，陶染其间，或取法秦汉刻石，或师法唐朝李阳冰，篆法则遵循《说文》。洪亮吉、孙星衍、钱坫是当时善写古篆的佼佼者，虽然用笔、构形各有不同，却都是笔画匀净，结字工稳。
平民书家邓石如善作篆书，铺毫行笔，稳稳导笔，疾徐微变，节奏有致。舒展自如的笔画，转中带折，笔笔浑厚。结体平正中见错落，紧密中见疏放，参差与整肃，相互映衬。字形纵长，凝然有姿态。
清朝后期，吴让之、杨沂孙、徐三庚、赵之谦都是擅长篆书的胜手，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邓氏的启发和影响，又能各开生面。
清朝书家崇古的劲头十足，他们溯流穷源，不但追踪秦汉小篆，还要上溯先秦时代的大篆。清初以来，书家崇尚《石鼓文》，喜好临写。八大山人所临《石鼓文》，用笔畅，写意足，多露锋，笔画不如他的行草那样浑厚。黄易临《石鼓文》，平稳秀丽，但欠沉厚。清末的吴昌硕取法《石鼓文》所写篆书对联，气势雄强，变结构的平整为错落的斜势，字形取纵势，笔稳气厚，别具一格。
清朝一代，自学者而书家，锐意篆书，风气之盛，成就之高，超过宋元明三朝。足可比肩唐人，追攀汉魏。（来自小雨谈书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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