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1981年出版以来，《傅雷家书》畅销中国数十年，时常被各级教育部门列在中学生“必读书目”之中。
事实上，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，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。
一位“讨人厌”的父亲
傅雷为人严肃、性格爆烈。
反映在其对傅聪、傅敏兄弟的教育中，就是常说的“棍棒式家教”。
傅聪曾说起鼻梁上面的伤疤：
“就是五岁时，有一次，他（指傅雷）在吃花生米，我在写字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火了。一个不高兴，拿起盘子就摔过来，一下打中我，立即血流如注，给送到医院里去。”
傅聪还说到练琴偷懒时，父亲的严厉管教：
“我一面练琴，一面看《水浒传》呀！就是这样，这里是琴谱，我就automatic的练（弹琴示范），忽然，背后天喝一声，就像《水浒传》里形容的一样。我爸爸走路没有声音的，忽然走到背后，这就给打得半死！”
傅雷的次子傅敏也回忆：
“在小时候，父亲打我们，而且父亲有这样的特点，你越哭，他越打，我当时真的恨得咬牙切齿。但是，每一次挨打，我都明白原因，有时是调皮捣蛋，有时是做错事，比如撒谎。”
朋友的记忆中，傅雷的教子风格同样如此。杨绛曾回忆，有一次她和钱钟书等人在傅家做客，傅聪、傅敏在楼梯旁偷听，傅雷“一声呵斥，两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”，傅雷夫人朱梅馥赶忙过来劝解。过了一会儿，傅雷发觉他们还在偷听：
“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，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；一个孩子想是哭了，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。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，只装作不闻不知，坐着扯谈。傅雷回客厅来，脸都气青了。”
傅雷和傅聪在一起
对于这种家教方式，傅雷后来也自觉不妥。《傅雷家书》中收录的第一封信，就是傅雷向傅聪表示“悔意”的：
“孩子，我虐待了你，我永远对不起你，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！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，只是不敢向妈妈说。”
第二天，傅雷继续在信中说：
“可怜的孩子，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？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；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……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，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。幸亏你得天独厚，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，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。”
实际上，傅雷此后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太大改变。只是儿子不在身边了，一方面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思念；另一方面就是想继续打，也打不到了。
傅聪离开上海后，傅雷习惯性地希望继续掌控他的生活。
1954年7月的一封信中，傅雷说：
“孩子，希望你对实际事务多注意些，应办的即办，切勿懒洋洋的拖宕。夜里摆龙门阵的时间，可以打发不少事情呢。宁可先准备好了再玩。”“要嘱咐你的话是说不完的，只怕你听得起腻了。可是关于感情问题，我还是要郑重告诫。无论如何要克制，以前途为重，以健康为重。在外好好利用时间，不但要利用时间来工作，还要利用时间来休息，写信。”
在同年8月的信里，傅雷又对傅聪说：
傅聪当时20岁，早已成人，傅雷竟然还要絮絮叨叨、事无巨细地给予指导。显然，在傅雷心中，从未将傅雷当作一个成人看待。现代家庭教育提倡父母和子女的平等，强调子女的独立性，而不能被父母任意“安排”。傅雷的家庭教育，无疑是相当传统、落后的。
(((10)))而现代家庭教育通常的要求是，父母必须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，让他早日对事物产生自己的判断。
1954年9月，傅雷收到傅聪从波兰寄来的照片，回信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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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封信中，傅雷对于一张没有写清拍照时间、地点的照片，都要一一询问；对于信封上文字的大小，都要详细指导，可见其对孩子的控制欲有多强烈。
及至1960年，傅聪在英国和弥拉·梅纽因结婚后，傅雷的嘱咐更日益多起来。这一年的11月26日，傅雷给傅聪的信中说：
“还有一件事，妈妈和我争执不已，不赞成我提出。我认为你们都还年轻，尤其弥拉，初婚后一二年内光是学会当家已是够烦了，是否需要考虑稍缓一二年再生儿育女，以便减轻一些她的负担，让她多轻松一个时期？妈妈反对，说还是早生孩子，宁可以后再节育。但我说晚一些也不过晚一二年，并非十年八年；说不说由我，听不听由你们；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朋友之问尚且如此，何况父母子女！有什么忌讳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我不过表示我的看法，决定仍在你们——而且即使我不说，也许你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。”
傅雷甚至还专门写信，意图指导儿媳弥拉的生活。他在1961年5月的一封信中说：
“从你婚后，我觉得对弥拉如同对你一样负有指导的责任：许多有关人生和家常琐事的经验，你不知道还不打紧，弥拉可不能不学习，否则如何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呢……特别在人生的淡泊、起居享用的俭朴方面，我更认为应当逐渐把我们东方民族（虽然她也是东方血统，但她的东方只是徒有其名了！）的明智的传统灌输给她。”
同年6月，傅雷又嘱咐傅聪：
“说到弥拉，你是否仍和去年八月初订婚时来信说的一样预备培养她？不是说培养她成一个什么专门人才，而是带她走上严肃、正直、坦白、爱美、爱善、爱真理的路。希望你以身作则，鼓励她多多读书，有计划有系统地正规地读书，不是消闲趋时的读书。你也该培养她的意志：便是有规律有系统地处理家务，掌握家庭开支，经常读书等等，都是训练意志的具体机会……做人是整体的，给我们经常写信也表示她对人生对家庭的态度………”
在《傅雷家书》中，傅雷表现了对傅聪、傅敏的深爱，但并没有真正的平等交流，经常会给出指导式、命令性的建议。(((14)))
对于傅雷的严厉管教，傅聪虽然说“没有一丝怨怼”，“他当年对我的惩罚，我都记不起，一点也记不起”，但是1958~1966年，他给傅雷的回信很少。傅聪自己的解释是：
“我不敢写，我只写这么少的信，只要随便说一句，一个小小的感想，就引起了父亲这样的反应，如汪洋大海，源源不绝而来，我要再多写一些，那更不得了，那就什么也不必干，钢琴也不必练，整天得写信了！”
由此来看，对傅聪来说，《傅雷家书》中的那些信件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也属一种“负担”。
很多不易理解的内容
在《傅雷家书》中，除谈音乐、艺术外，傅雷还时常大篇幅向傅聪介绍国内的新变化及自己的政治生活，以期教育傅聪。
比如1956年4月，傅雷在信中说：
“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，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。党在各方面数十年来艰苦斗争，我以前太不了解了；人民大众为了抗日、反封建、反敌伪、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，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，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。我深深的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，即无革命。”
他还回顾自己的过往人生：
“因为出身是小地主，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，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；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，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。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，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。”
同年6月，傅雷又说起自己去安徽参观淮南煤矿的敢想：
“祖国的建设，安徽人民那种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，叫人真兴奋。各级领导多半是转业的解放军，平易近人，朴素老实，个个亲切可爱。佛了岭的工程全部是自己设计、自己建造的，不但我们看了觉得骄傲，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的。科技落后这句话，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。”
当然，傅雷有时在信中也会表露一些不满。
如他1956年8月写道：
“北京办莫扎特纪念音乐会时，周扬当主席，说莫扎特富有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们专爱扣帽子，批判人要扣帽子；捧人也要戴高帽子，不管这帽子戴在对方头上合适不合适。马思聪写的文章也这么一套。我在《文艺报》文章里特意撇清这一点，将来寄给你看。”1958年12月，傅聪从留学地波兰“叛逃”英国。由于上海市领导石西民的关照，傅雷被获准继续同傅聪通信。1959年10月1日，傅雷在信中对傅聪一边安慰，一边提醒：
“孩子，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像得到；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，以免增加你的负担。你既没有忘怀祖国，祖国也没有忘了你，始终给你留着余地，等你醒悟。我相信：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。”
“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；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，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！你既热爱祖国，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。”
1961年4月，傅雷又在信中赞扬傅聪：
“你的天赋禀资越来越有所发挥；你是对得起祖国的儿子！你在非洲看到欧属殖民地的种种丑恶行径而感到义愤填膺，这是难怪的……你拒绝在南非演出是绝对正确的；当地的种族歧视最厉害，最叫人不可忍受。听到你想为非洲人义演，也使我感到十分高兴。了不起！”
对于上述内容，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，有亲身体会，理解起来不难。但今天的中学生，普遍不具备完整的当代史知识，在《傅雷家书》中读到这些内容，又无相应可参考的注解资料，必然会生出种种误解。
综而言之，《傅雷家书》是理解傅雷的绝好材料。但是其中的教育理念、政治内容，或者过时，或者不易理解，并不适合作为“中学生必读书目”。
参考资料：
傅敏编《傅雷家书》，三联书店1981年。
金圣华编《傅雷与他的世界》，三联书店199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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